抗戰85周年前夕，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教授在演講時表示，八年抗日戰爭是近代史重要的轉捩點，不僅改變中、日兩個民族的命運，也重組了世界政治版圖。她說，擁有攻勢優勢的日本，在侵華歷史中贏得不少的戰鬥或戰役，卻一步步落入中國戰略泥淖中，從侵華、深入中國內陸到偷襲珍珠港，日本為什麼做出這些愚蠢的決策呢？最後輸了二次世界大戰。

 

郭岱君表示，研究歷史，不是為了過去，而是為了今天及未來。歷史展現出一個民族或國家成敗興衰的種種因果，無知、誤判、貪欲、犯錯、輕看對手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戰爭。

 

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根據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美國等跨國研究團隊的最新發現，出版了《重探抗戰史》卷二，揭露八年抗戰過去不爲人知的內幕，更應長風基金會、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、台灣玉山科技協會之邀，以「重探抗戰史：戰爭與我們的距離」為題發表演講，同時邀請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克武， 助研究員蘇聖雄二位學者專家與談。

 

郭岱君表示，2006年蔣介石的日記公開，讓抗戰史的研究有了新的史料，2013年起更有許多學術界的朋友開始認為是時候重新研究抗戰史了。

 

很多人對於抗日史有許多疑惑，包括中日大戰是如何打起來的？七七事變難道不能和平解決嗎？貧窮落後的中國究竟是如何贏得最後勝利？中日明明是在華北開打，為什麼最後卻是成為八一三淞滬大戰呢？三次長沙大會戰的真相如何？日本為何發起太平洋戰爭、為自己敲響喪鐘？日本為何始終未能攻進四川？中共如何在抗戰中做大？國民黨為何贏了抗戰卻輸了江山？疑惑很多，藉由彙整跨國研究團隊的最新發現一一為大家解惑。

中日大戰為什麼打起來？

其實日本根本不想打中國，蔣介石藉由七七事變發動對日戰爭

郭岱君指出，七七蘆溝橋事變本是偶發的意外，日本駐屯軍與張自忠已達成了停火協議，但在等待機會、希望趁機打破何梅協定的蔣介石則決定派四個師的中央軍北上，打算進駐保定，並下令「長江沿岸戒嚴，並開始部署淞滬地區防衛，準備開闢第二戰場。」蔣介石宣戰後，日本態度才轉趨強硬。

 

郭岱君說，對於日本而言，日本其實並不想在中國用兵，因為中國太弱了，根本不值得日本用兵，日本最初戰略是希望透過扶植偽政權、分化中國的方式，蠶食並弱化中國，因為日本知道主要的對手是美國及蘇聯，策動了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陸軍中將石原莞爾更是認為，「決不可在支那用兵，否則將陷帝國於支離破碎之中、陷帝國於兩端之動蕩。」

 

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以後，日本佔領東北，由於中日國力懸殊、中國無力抗日，當時國民政府精英的口頭禪就是「這個仗怎麼打？」普遍悲觀地認為「中國不是日本對手，日可三日亡中國」、「中國軍隊有敗無勝、自在意中」。汪精衛也認為「戰既不能、不戰亦不能」，因為中國直到1937年都不是統一的國家，仍處於七零八落的情況，蔣介石更是苦思無良策，日記中更出現「當在思之、籌之」。

 

直到1933年，蔣介石想到了「持久戰」，其認為日本最大的假想敵在於美、俄，如果跟中國大規模作戰則是無的放矢、沒道理的，雖勝必敗，這是日本最大的弱點，因此中國唯一方法就跟日本打持久戰。「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而屈中國之手段，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」，「勝也罷，敗也罷，就是說不同它講和！拖死日本！」

 

於是，蔣介石開始籌謀持久戰。「以和日掩護外交，以交通掩護軍事，以實業掩護經濟。以教育掩護國防，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！」

 

1935年，與日本簽了何梅協定，中國幾乎喪失華北地區主權以及禁絕一切抗日行動，當時蔣介石在日記裡寫到「感到悲憤欲絕，實無力舉筆覆電，…妻乃下淚，徹夜未寐」，因為「華北乃黨國存亡之所在」。

 

在籌謀持久戰的大戰略方面，郭岱君說，為了選擇抗戰的最後根據地，蔣介石在1933到1934年間跑遍西北、西南之地，當時曾考慮河南洛陽、新疆迪化（今烏魯木齊）等地，最後選定重慶和四川，原因主要有三點：第一，四川具有天險，易守難攻；二是四川有初步工業的基礎，足以發展民生經濟；三是川渝是魚米之鄉，腹地包括雲南和貴州的大西南。

 

大戰略抵定後，蔣介石親自督軍，藉剿共以掩飾安定西南，拿下川、滇、黔等地，並開始積極建設四川，這個情況也造成了日本的不安，認為這樣中國就有了復興的根據地，三年內都亡不了中國。蔣介石甚至在日記中提及，「現在，我可以負責告訴大家：我決不怕戰爭，不過，我要作有計畫、有準備的戰爭」，「我們和日本不戰則已，戰，則必勝!」

 

1935年，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也向蔣介石提了一份「應付時局對策」建議書。在建議書中，有三大重點，包括第一，長期抗戰的決心、中途不能退縮，若領袖無此意志，則人民不肯出而抵抗。其次，在戰略上用兵，應守勢且在內線，中國主要威脅在東、北兩方，作戰部隊應集中於徐州、鄭州、武漢、南昌、南京區內。第三，應採持久消耗戰，以空間換取時間，等待國際情勢變化。

 淞滬大戰已打亂日本對華的戰略方向

 為什麼日本還傻到繼續打下去？

郭岱君表示，日本有許多相當有智慧的軍事專家，深知不能對中國開戰，也清楚不能深入中國打仗。但是，當時日本最大的問題在於，日本軍人不聽參謀本部的，軍人不聽首相的，陸軍不聽海軍，海軍也不聽陸軍，因此在戰場上殺紅了眼，就自顧自的打下去，這是日本當時制度的問題，二戰後日本亦深入檢討此一制度。

 

根據《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》，「一旦戰爭爆發，海軍立即『協助陸軍』，以消滅在長江內艦隊，並保衛沿岸要塞」。陳誠更是認為，日本如在華北得手，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，沿平漢路南犯，直趨武漢，若武漢失守，中國戰場則斷為二，對中國大不利，不如擴大淞滬戰事，誘敵至武漢作戰，以達成民國25年預定之戰略。

 

郭岱君指出，1937年的淞滬戰役第一波打的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，不僅打得好，一方面把全國的民心都打起來，歷經了五次徵兵，使得全國各地的地方部隊也都來幫忙，另方面，也把全世界的焦點打出來，注意到中國。

 

打了90天的淞滬會戰，讓上海成了血肉磨坊，中國軍隊死傷30萬人，日本調來了9個師團、2個旅團、28萬人，華北只剩7個師團，日本的重兵已移至華東。

 

「淞滬會戰最大的影響在於改變了日軍的作戰軸線。」郭岱君表示，淞滬會戰也使得日軍陷入兩難，究竟是要沿長江向西仰攻，還是要把部隊拉回華北，從北向南打？

 

日本東京參謀本部的想法是不願擴大戰場，認為作戰地區應是在上海附近，蘇州、嘉興一線以東地區，中止日軍向南京追擊，並禁止日軍越過嘉興、蘇州一線。但沒想到戰場上的軍人殺紅了眼，違背東京參謀本部命令，一路殺到南京。因而有南京保衛戰，進而有南京大屠殺，南京大屠殺則是徹底激怒了中國軍民。

 

日本的華北及華中兩支軍隊都不理會參謀本部的命令。華北軍急著要過黃河，打徐州，參謀本部不同意，下令「不得越過黃河之線作戰」，但華北拒絕受命。在南京方面的華中軍也急著爭功，大本營想把他們拉回華北，華中軍則嚷著要到長江以北，從揚州北上、攻占臨沂、拿下徐州，被參謀本部拒絕，堅持不擴大戰局。

 

由於兩支在中國的部隊態度強硬，和東京中央相持不下，參謀本部拒絕所請，堅持不擴大戰局，卻也無力阻擋，最後只好睜一眼閉一眼，任由日軍往中國內部推進。

 

郭岱君說，三件大事讓日軍翻盤的最後希望落空，完全落入蔣介石的戰略布局中。第一，1938年的台兒莊大捷，使得日軍的華東、華北戰場會師不得不北移，只能沿隴海路向西發展，而且增加黃河阻滯日華北派譴軍南下的障礙。第二，日軍原想在徐州向中國主力大戰一場，因為當日本攻陷徐州時，中國軍隊已全數撤走，並從容部署武漢會戰。第三，中國軍隊炸開黃河南岸的渡口，以水作兵，決堤造成黃河、淮河氾濫，使日本陷入洪泛之中，迫使日軍改變前進軸線。

 

1938年，日軍孤注一擲，重兵攻武漢，將陸軍90%以上兵力放到中國，僅留兩個衛戍兵團防守東京。日本認為拿下武漢，中國將有90%的國防工業、80%關稅鹽稅、60%糧食生產都落入日軍手中，中國最後的抵抗力量勢將瓦解。

 

但國民軍的戰略則是，「保武漢而不戰於武漢」，借助地形地障，沿著長江兩岸的省份，安徽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線延數百里，層層佈置，讓日軍必須一個山頭、一個山頭打，一個城鎮、一個城鎮推進，最後當日軍第11軍歷經六個月的戰爭，攻入武漢時，武漢已是空城。根據日軍統計，死傷14萬人，10萬人染病、疾病而死就有2萬人。國軍則是傷亡近40萬人。

 

郭岱君指出，從七七事變到武漢淪陷，國民政府退到重慶，戰略就是不投降，40萬日軍投入中國，陷在長江沿岸長達2000公里的作戰線上。蔣介石花了13個月部署的抗戰大戰略，讓原本毫無把握的事，因為種種因素，包括日軍不聽參謀本部的訓令、華北軍與華東軍爭功冒進等，整個戰局的發展竟與蔣介石籌謀的大戰略竟大致相符。

 日本已落入中國的戰略泥淖中

 為什麼日本還是發動太平洋戰爭、偷襲珍珠港？

郭岱君說，1939年，中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，中日雙方也調整了戰略。日本佔領武漢後，即使是日軍最激進的軍官也明白，這是日軍作戰的極限，想在軍事上打擊中國已不可能，採取戰略與政略相持並進。戰略部份從「速戰」改為「相持」，政略上則是積極推動對中國的誘降與和議。國民軍則是以戰為守，政治重於軍事、游擊戰重於正規戰、精神重於物資、宣傳重於作戰、訓練重於作戰，以守住洛陽、襄陽、衡陽的三陽防線，並保衛四川為目標。

 

重慶和東京之間的中日和談，一直沒有停過。郭岱君說，當時中方主和的人很多，包括胡適、汪精衛、孔祥熙等人，而蔣介石認為可以與日本和議，但要求日本退出1937年七七事變前的狀況，也就是日軍要退出華中、華北，至於東北以後再說；但日本認為華北戰略地位很重要，堅持不願退出華北，因此雙方未達成協議。

 

同時，國際情勢發生巨變，1939年9月，德國入侵波蘭，英、法、大英國協向德宣戰，歐戰爆發。1940年德國席捲西歐，6月法國投降，英國岌岌可危。日本認為機會來了，希望趁英法荷無暇東顧，並希望趁美國仍採孤立主義時，儘速拿下南洋，獲取東南亞天然資源。

 

1939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佔領海南島、南沙群島，透過兩手策略，一方面跟駐美大使和談，另方面亦積極規劃南下。1941年初，日本就通過《對支長期作戰指導要綱》，儘快結束中國戰事，準備南進，同年3月，美國通過《租借法案》，日美開始談判，然由於美國堅持赫爾原則，要求日本不干涉他國內政、退出中國，遭日拒絕後，日美談判破裂，美國對日實施經濟制裁，全面石油禁運。

  

日本海軍評估認為，由於石油來源斷絕，日本僅能有兩年的儲藏量，因此只能南向找石油，但南進的第一關就是菲律賓及美國的珍珠港，根據日本總戰力研究所評估認為，帝國或可在戰爭初期贏幾場勝仗，但很快會陷入持久戰，帝國將耗盡資源終嘗敗局。大日本帝國元帥永野修身在跟日本天皇報告時指出，「日本石油及其他重要物資正不斷走向枯竭，國家終究擺脫不了動彈不得的窘境」，美國若想速戰速決，日本可以一戰，但卻無法打持久戰。

 

郭岱君認為，永野賭一把日本國運的意思很明顯，因為「不戰，日本必敗；戰，或許還有一線生機。」

  

1941年12月8日聯合艦隊偷襲珍珠港，同時南方軍、飛行團、海軍第 2、3 艦隊（11個師團、40萬人）也攻擊了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關島、香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！

  

郭岱君表示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也就是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時間點，可以說是中國抗戰與國際情勢的連動，第三次長沙會戰大捷也可以說是真正的大捷。

 

太平洋戰爭剛爆發，日軍在南洋勢如破竹，歐美一片低迷，長沙會戰捷報傳出時，不是只有舉國歡騰，更是舉世歡騰。2個月後，美國通過租借法案，給中國5億美元貸款；英國也貸5千萬英鎊（平準基金）。

 

郭岱君說，常德會戰正值開羅會議期間，當時英國首相邱吉爾看不起中國，認為不應把中國列為四強之一。蔣介石參加開羅會議時，要國軍打場漂亮的仗，因此命令自己的嫡系子弟余程萬死守常城，與常城共存亡。結果第57師全都打光了，余率部逃出，最後僅剩83人。郭岱君說，常德之戰其實是場傑出的守城之戰，但蔣介石卻氣得要槍斃余，因為余程萬未與城共存亡而感到生氣。

  

至於二戰後期的台灣角色？郭岱君指出，台灣當時是日本殖民地，台灣兵都被日軍調去打仗，到最後美軍在太平洋已控制住，1945年準備反攻作戰，中國東北、華北、華東都被日本人控制，但四川、雲南、貴州還是國軍控制。美軍在東南亞的反攻很順利，1945年的B-29轟炸機問世，去日本東京轟炸。美軍反攻一條是從海上反攻，另一條是從中國反攻，以台灣為跳板。最後，美軍將領麥克阿瑟的意見占了上風，其所統帥的美軍，由菲律賓反攻北上，跳過台灣和中國，直接攻擊日本本土。

郭岱君在演講最後表示，研究歷史，不是為了過去，而是為了今天及未來。認識自己的歷史，在了解寬容中建立以台灣為主題的族群融合、經濟繁榮的社會。歷史展現出一個民族或國家成敗興衰的種種因果，無知、誤判、貪欲、犯錯、輕看對手等因素都可能導致戰爭。

 

從八年對日抗戰史中，可以看出領袖的指揮、決心和意志至為重要，只要確定主義及方向，中國大戰略正確，全國軍民犧牲奮鬥，方得到最後勝利！

 

郭岱君表示，中日戰爭是近代史最重要的轉捩點，但過去因史料缺乏、政治、黨派等因素而研究往往失之偏頗，西方學界也因在有限視角下對國民政府的偏見，忽略了其在太平洋戰爭中的角色。

 

《重探抗戰史》是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（Hoover Institution）與中國與亞太研究學會（CAPRS）合作的跨國研究項目，台、美、中、日四地學者，以國際視野、最新史料、多元角度，探討影響近代中國、台灣、日本、歐美深遠的中日戰爭。